1937年5月8日
1941年5月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我党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中的教训》的指示。指示指出: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在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又指出:有些同志由于对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并因此对国内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对党的政策也有时发生动摇。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认为在皖南事变后需要特别强调所谓统一战线教育以外的阶级教育。还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以为只有实行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才算实现了新民主主义。这是不对的。这个指示总结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的丰富经验,有效地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对时局的“左”的错误认识。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1978年5月8日
邓小平在会见墨西哥国防部长加尔万时指出:未来战争主要还是常规武器的战争,而不是原子战争。因为原子弹破坏力太大,敌人不敢轻易使用原子弹,投了原子弹,把建筑物、资源都破坏了,这对敌人不利。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想掠夺别国的资源。如果资源都破坏了,他们还占领别国领土干什么?原子弹要有一点,我们拥有原子弹,目的是自卫。我们主要还是发展常规武器。
1984年5月8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自然环境破坏,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
1999年5月8日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8日、9日、11日江泽民连续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阐明应对和处理这一事件的原则立场和措施。他指出:无论发生什么事,有一条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就是要加紧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好,大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经济建设是中心,国防建设也要不断加强。不然,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就不能有效保卫经济建设的成果和祖国的安全。在这个世界上,最后还是要拼实力的。我们必须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以争取赢得更多时间,抓住一切机会,集中力量加快发展自己。我们的国力大大增强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国的安全就有了根本保障。只有坚持埋头苦干、卧薪尝胆,把我国的经济实力搞上去,把我们的国防实力搞上去,大大增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我们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三次讲话的要点以《同仇敌忾,团结御侮》为题,收入《江泽民文选》第二卷。
2015年5月8日
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提出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
2017年5月8日
中央军委发布《军事立法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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